“科技向善”如何避免“王石式”错误

 已经是万科董事会名誉主席的王石，结束了自己的职场生涯。但如果回顾这一生，2008年的万科捐款风波一定是他最难以释怀的时刻。事后王石坦言“发现自己还像个青涩苹果”，并说自己已经做好了辞职的准备。那一年，属老虎的王石57岁。
网民的愤怒看上去好像是被王石不恰时宜的“理性”激怒，但深层次来看，其实是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企在社会责任担当上的失望。
王石和万科恰恰在这个点，踩到了民众敏感的神经上。
1946年，已经在通用汽车担任了四年顾问的彼得·德鲁克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公司的概念》，在这本书里，他说“生存是公司的最高法则”，但这位日后的“管理学大师”也指出“大公司不能像小企业那样毫无保留的把市场业绩作为判断标准”。
每一个年代都孕育符合那个年代气息的企业，他们所承担的社会价值也不同，福特要生产人们买得起的汽车，万科要造出好房子。
就在最近，最近中国的几家互联网公司提出了“科技向善”的口号，试图将科技应用到更多的带有公益或者普惠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创造财富。
一个多月前马化腾将“科技向善”定义为腾讯新的公司使命，“找人”是其中的最为代表性的产品。几天前，字节跳动旗下的今日头条也给自己的一个叫做“头条寻人”产品造势。同时为“找人”帮忙的，还有另一家互联网大公司百度，李彦宏亲自站台，宣传自己的“AI寻人”。
字节跳动的副总裁，央视前主持人张羽说，“我们更喜欢用做产品的方式做公益”，按照头条公布的数据，目前头条寻人已经找回超过一万个走失者。“算是一个成功的公益产品。”张羽说。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张羽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也用了“科技向善”这个词。
这家以算法著称的互联网公司日活用户超过了7亿，被视为腾讯的最大竞争对手，后者是中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之一。
那么，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谈论“科技向善”和十年前的中国民营企业热衷的“企业社会责任”又有什么区别，他们又该怎么避免当年王石犯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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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宗庆后，一位来自浙江出身贫寒的民企老板被邀请去参加媒体访谈，这位一度被冠以中国首富的饮料大王，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时，认认真真地说了几点。
“企业社会责任，第一要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企业主要的（社会）责任。”
然后在说了创造财富、保护环境、合格产品和善待职工后，宗庆后最后提到了公益。记者就问他，您认为是有主次之分的，首先是做好企业，有了能力之后再做公益事业？
宗庆后没有正面回答，说起了另一个事，“有的企业本身是没钱了，还贷款搞公益事业，这个是做秀，这并不是真正体现社会责任，对社会是有危害的。”
在中国的企业界，常青树宗庆后口碑不错，不同于柳传志和他的联想脱胎于知识分子云集的中科院，宗庆后是踩着三轮车卖冰棍干出来的，说话自然就比较“直”，连马云的“五新”理论，他在央视节目里张口就说人家是“胡说八道”。
那为什么宗庆后对企业做公益表现出如此的谨慎呢？在他们这一代的企业老板眼里，“社会责任”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去南京图书馆检索了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刊资料，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2万多篇报道中，最早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是出现在1973年11月1号的《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工厂企业的一项重大责任》。

事实上直到2000年之前，“企业社会责任”也称不上是热词，加起来还不到10篇。不过到了2006年，报纸上有了600多篇报道，一年后这个数字翻了一番还多，有1442篇。
舆论真正开始“热火朝天”议论“企业社会责任”是在2008年，这一年报纸上有2117篇文章和“企业社会责任”有关。
但随后热度开始下降，到了去年2018年，报道篇数只剩下1019篇了。

数据来源：学术搜索引擎及文献资料服务平台读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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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道的统计并不能称得上十足的科学和可信，但至少部分展示了舆论和中国的企业界的一些风向。
在2008年之前，中国已经连续五年实现了GDP的两位数增长，这一波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正是起于2000年左右。在这之前，也就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这个国家已经展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虽然中间也遇到了几次波折。
从2000年起，中国经济这架庞大而高速的巨轮开始真正发力，2007年中国的GDP增速达到了令世界惊讶的14.23%，经济总量也已经排到了世界第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企业在这些年完成了原始财富的积累，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走向规模化和集团化，“富豪”取代了“老板”的称谓。
被很多学者推崇的卡罗尔(Carroll)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顺序：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最后到慈善责任，形成一个从下往上的金字塔结构。
但事实上，卡罗尔的模型是根据西方企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总结而来，而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历史短的可怜，绝大多数的发展都还只是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并且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很多企业承担的是制造工厂的角色。
这是一个虚胖的工厂和虚胖的老板。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除了钱只剩下钱”。
细数中国的企业家们，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泥腿子”出身，洗脚上田的他们抓住了时代和命运的机会，成为了财富的主人，但你要他们去真正理解“财富”和“社会责任”的含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同时，我们的民众和舆论也还没做好如何接纳这些掌握了大量财富的人群——他们曾经和自己一样的普通。
于是大家的焦点放到了区分身份的新标识“财富”：慈善，捐赠，成为了很多企业和老板对社会责任和公益的简单理解。
那几年大出风头的是一个叫陈光标的中年男人，他狡猾地抓住了这一社会心理，博取了很高的关注度，甚至自封中国首善。
这是为什么宗庆后在两会期间会说起社会责任，对一些人作秀表示反感的原因。
只是人们没想到的是，单纯粗暴的财富捐赠在2008年后戛然而止，媒体报道的统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来自大洋彼岸的金融风暴来势汹汹地扑到了全球经济，中国也不能幸免，生存或者说活下去成为了老板们的共识。
企业社会责任=捐款，企业赚钱了，捐款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赚不到钱了，企业社会责任就无人问津了。
这当然是粗暴而简单的一种理解。对社会创造价值，难道仅仅只是和“财富”、“金钱”相关吗？
王石当年反感的就是这一点，但他也没想明白企业应该如何更好地去承担社会责任——除了捐款。因此他无法去说服那些愤怒的民意，最后不得不选择了向社会道歉，并追加了一亿元的捐款。
对，最后挽回部分声誉的还是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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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给了中国人创造奇迹了机会和野心。不可否认，以制造业起家的中国企业依然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但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这几年的创新能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样本”。
无论是传统的BAT三强，还是新晋的字节跳动、京东、美团、滴滴，包括小米，都在某一个领域有独创的产品，并且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也获得了认可——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在纳斯达克之类的交易所，跨国资本都在看好中国互联网公司。
这十年来，新技术不仅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经济结构，互联网科技企业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像明星一样被媒体追逐报道。
和上一代企业大量雇佣基层劳动力，每天和原材料、生产车间、经销商打交道不同，中国的科技公司掌握了当下最流行的商业模式和科技生产力，员工们出入城市高档写字楼，并在资本市场收获高溢价。
但鲜花和掌声之后，社会也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你们除了创造财富，还能做什么？
正如前面我们所谈论的，从生产一双袜子，制造一颗螺帽开始的中国工厂，在互联网经济兴起之前，对社会的贡献的确仅限于创造社会财富和解决就业——无论是慈善还是环保，都是通过捐献财富去实现。
而这也是王石当年“犯错”的历史根源。
那么，科技企业是否有不同的思路——新技术是否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这一样也是全球科技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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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硅谷——曾经的互联网科技公司圣地——人们开始反对科技行业追求唯快不破的风气，以及摧毁旧事物时的不计后果。
向来观点尖锐的专栏作家也是智库研究员的露西·格林在《硅谷帝国》一书中，警惕地写道：当技术使用量急剧增长时，其创始人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他们的技术对社会产生了这样的全局性影响。他们只注意到自己赚了多少钱。
老实说，一直以来这个标榜“技术至上”的行业，曾经着迷于效率的提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公平：“技术至上”的负面效应在凸显。
库克，带领苹果走出“失去乔布斯”之后的关键人物，在和传记作者利恩德·卡尼交流时，就告诉对方，“公司应该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以推动世界的改变”。
“在2004年IPO之前，谷歌实际上还是一个非常透明的公司，而IPO是它的一个转折点。”微软研究院的博伊德回忆，谷歌自那时开始，从一个“不作恶”的理想主义公司变成了一个封闭、以利润为导向的公司。
从“科技向善”被反复提及这一现象也可以看出，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也正在努力做点什么。
如果说上一代中国的企业家们用财富改变世界，那么现在的科技公司是试图用“技术”，去帮助更多的普通人。
对比传统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在过去，宗庆后、王石们掌握的“工具”有限，除了招聘更多员工解决就业和对财富的再分配（捐赠），确实没有更多的“场景”。
这就是互联网科技公司借助新技术如何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新探索，在这一点上，他们或许能避免王石式的错误。
去年，中青报一篇名为《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的文章在朋友圈刷屏——通过直播教学，贫困地区的学生和成都七中的学生同步上课，很多人考上了本科，还有人考上清华北大，改变了命运。
感人的报道背后，人们兴奋于“技术”在社会公益上的巧妙应用，而现在流行的“寻人”则是另一个不错的场景。
“中国制造”正在迈向“中国创造”，这一过程是艰难的，但却是不得不得迈出去的一步。而从生产车间到科技创新，企业底色的变化，对社会价值的贡献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用科技解决了效率问题之后的中国互联网巨头，如果更能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用技术去帮助需要得到“普惠”的社会人群，无疑是一个善事，另一个层面来说，科技向善或许会成为另一个硅谷“Copy to China”的新案例。